上海滩像一只疲倦的老狮子，沉沉地睡去。浓重的夜色里，一艘大轮船沉闷地鸣叫了几声，划破寂静的黄浦江，大摇大摆地靠岸了。乔波坐在挤满难民的经济舱里。他的思绪浮浮沉沉：脑海里一会儿萦绕着日本人镇压学生的血腥镜头，飞舞的钢鞭雨点般抽打着倒在地上的学生们，惨叫声，追赶声，凌乱的脚步声……百千齐作；一会儿萦绕的是这三个月来在监狱里那非人般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冰冷的刑具拷打着身体、行刑逼供，伤口好了又烂……
三个月前，乔波作为东吴大学抗日学生会的主席，发动了一场抗日示威，组织学生，冲进日本商会，销毁了商会的一些重要资料，事后被苏州日本宪兵队逮捕。两天后苏州一茶商以20万大洋为赎金救出了一部分爱国学生，包括玉琪，还有他的女友安蝶儿，但栾杰、乔波、萧军等二十余人还是被关押在苏州监狱。
乔家想尽一切办法才把“罪大恶极”的儿子从监狱里保释出来了。
三个月过去了，物是人非，日本人的身影已经晃动在苏州的角角落落。
昨天傍晚上船时，他远远看到一个日本兵手持带有刺刀的枪站在北寺塔前，虎视眈眈地望着远方。不远处的学校里，有日本女教师在教日文。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侵略，军事占领不是真正地占领，而精神的控制，文化的渗透才是最彻底的侵略，是把百姓从骨子里开始奴化，从而丧失反抗能力。乔波的心里感到悲凉透骨。
出来后，乔波没回浙江温州的老家，而是找到苏州安蝶儿的亲戚家，从她姑妈那里得知安蝶儿出来后回上海的家了。乔波向姑妈要了安蝶儿在上海的地址，连日赶往上海，不知安蝶儿现在在上海过得怎么样了，想到安蝶儿，乔波的嘴角浮上了几丝淡淡的笑意，她的家人会接受自己吗？
三个月的牢狱生活使得乔波的脸上增添了几分沧桑，也平添了几分刚毅。他摸摸自己满脸的胡渣苦笑着想，走在街上，安蝶儿大概认不出来自己了吧？
“蝶儿，嗯。我的蝶儿在上海。”乔波笑了。
上海到了。
五年前，那时，乔波十八岁，陪同爹来过一次上海。当他第一眼看到黄浦江时就被这条气质优雅的江所吸引，站在江边，江风拂面，令人无比愉悦。
那天天下着大雨，他和爹坐着黄包车前往乔家在上海的纱厂谈一笔生意。下车步行到一拐角处，他发现了一只羊皮文件包，里面装有合同、文件、汇票等，乔波没有将包拿走，他想失主一定很焦急，决定在此处等候失主。父亲要赶时间见日商签订一份订单，建议等事情办妥后再来寻失主。乔波却执意要等等看有没有人回来找那只丢失的文件包，到下午来可能就会错失机会了。父亲此次带他出来，也只是让他见见世面，赶不上签约，也就罢了。于是告诉他去纱厂的路线，径直和段叔先走了。乔波怕有人冒领文件包，于是寻了最近的一家旅馆在门口坐着，看着小巷拐弯处。
果然，不久之后，一个洋人气喘吁吁地回来找东西，神色焦虑。乔波仔细问了一番，核对无误后，确定那包是他的，才拿出来，交还给了那个失主。没想到那个失主是一位英国商人，叫查尔斯，在上海做生意。他对豪爽讲情义的乔波感激涕零，问乔波愿不愿意留在上海，在自己的药铺做事。
乔波婉谢了他的好意。查尔斯留下自己的名片，恳请乔波如果在上海有事情，尽管找自己。
第一次来上海，乔波遇到了洋人，感受到了上海那种特有的浓商业气氛，他喜欢那种氛围，有时想想，会有几分兴奋。后来查尔斯来过几次信，力邀他毕业后到上海发展。
这些对乔波都有一定的诱惑力，何况蝶儿在上海。他决定一毕业，就接管乔家在上海的纱厂和药店，和蝶儿在一起，从此住在上海做生意。
回想中，船身晃动着，经济舱里骚动起来，散发出一股股难闻的气味。船终于靠岸了，人群往前涌去。乔波随着人群上岸了。